演员汪美菱：样板戏用普通话字音，套用京剧腔韵，搞的不伦不类！

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的诞生，是一部历经曲折、汇聚众多文艺工作者智慧与汗水的作品。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精彩的故事情节，使得这部戏在诞生之初就备受瞩目，并在随后的岁月中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故事原型源自《革命自有后来人》这一电影文学剧本，最初于1962年发表，而后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大银幕，更名为《自有后来人》。这部电影以其深刻的主题和生动的演绎，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随着电影的广泛传播，各地文艺团体纷纷抓住机遇，将这一故事改编并搬上戏曲舞台。哈尔滨京剧团在改编时恢复了剧本的原名，而其他团体则各有创意，如《红灯传》、《三代人》和《一份密电码》等名称都体现了不同的改编视角和艺术特色。

在众多改编版本中，中国京剧院的改编本和上海沪剧均沿用了《红灯记》这一名称，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主题内涵，成为了样板戏中的佼佼者。经过近两个月的剧本定稿和近三个月的反复排练，中国京剧院成功地将这部戏搬上了京剧舞台，充分发挥了京剧艺术的优势，使其更显精彩。

《红灯记》这一经典革命样板戏，以战争的烽火岁月为背景，讲述了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保卫和传递密电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的感人故事。这部作品在漫长的八年创作改编历程中，汇聚了众多文艺工作者的智慧和汗水，最终成为了红色经典中的璀璨瑰宝。

故事从李玉和一家人的生活入手，生动展现了他们在战争年代的英勇与坚韧。李玉和与他的母亲李奶奶，作为党员，肩负着保护密电码的重任。然而，在斗争的残酷现实中，他们不幸被捕并英勇牺牲。此时，年仅17岁的李铁梅，作为李玉和的女儿，毅然决然地肩负起了保护密电码的重任。她不畏艰险，不惧牺牲，继承了奶奶和父亲的遗志，勇敢地与敌人展开了斗争。

在铁梅的坚持与努力下，她成功地将密电码送到了柏山游击队，最终完成了党的任务。这一过程中，铁梅不仅展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英勇无畏的精神，还成长为了一名合格的革命接班人。

《红灯记》的创作改编历程长达八年，这充分体现了文艺工作者们对这部作品的精心打磨和深入钻研。他们深入挖掘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通过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战争年代的英勇事迹和崇高品质。同时，这部作品也见证了中国京剧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京剧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

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一部不朽之作，《红灯记》以其深刻的主题、生动的情节和精湛的艺术表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尊敬。

革命现代京剧的唱词与旧京剧中那些陈腐的辞藻有着天壤之别。它是在人民大众的生活语言中汲取营养，并融合了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精华，经过精心提炼而成。它深刻地从英雄人物的性格出发，紧密地结合他们在矛盾斗争中的实际状况，运用准确、鲜明、生动和精炼的艺术语言来塑造英雄形象。

举例来说，《红灯记》中的“渾身是胆雄赳赳”这一唱段，巧妙地运用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双关手法。在斗争形势急剧变化之际，李玉和用这一唱段机智地嘱咐老母亲和铁梅继续完成转送密电码的任务，迎接革命的胜利。这段唱词虽然只有短短十二句，但因其运用了丰富多彩的双关语，生动地展现了李玉和这个长期在地下斗争的党员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和多谋善断的英雄本色。

京剧《红灯记》堪称我国现代戏曲音乐创作的杰出代表，它通过精妙绝伦的音乐手法，成功地塑造了李玉和、李奶奶和铁梅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在塑造铁梅这一角色时，音乐创作更是匠心独运，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艺术典范。

在《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这一唱段中，铁梅的革命个性初露端倪。剧情中，铁梅在得知父亲被抓、并聆听奶奶讲述家族革命史后，内心经历了巨大的情感波动。唱段采用原板速度，腔字处理上几乎是一拍唱一字，这种斩钉截铁的节奏，恰好展现了铁梅性格的成熟与内心的沉稳。音乐以二黄腔缓缓道出铁梅的心声，如泣如诉，而节拍上的一板一眼与旋律所传达的深沉情感形成鲜明对比，将铁梅既悲伤又坚强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此外，唱段在板式变化上逐层推进，从原板到垛板再到快板，铁梅的性格在不知不觉中展现出了成熟的个性魅力。

《光辉照儿永向前》这一唱段则进一步塑造了铁梅作为红灯继承人的形象。剧情发展至此，铁梅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继承人。这段二黄快三眼唱腔既抒情又充满叙述性，旋律流畅自如，耐人寻味。音乐与剧情紧密结合，将铁梅内心的坚定信念和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仇恨人心要发芽》这一唱段，剧情已接近尾声。铁梅在经历刑场的严峻考验后，满腔仇恨，立志要完成父亲未竟的革命事业。此时的铁梅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成熟，英勇无畏，做好了迎接革命重担的准备。唱腔中吸收了传统京剧小生腔“娃娃调”的西皮腔，挺拔高亢，充满锐气和豪情，充分展现了铁梅的斗争激情。

这一唱段在音高、音强和情绪上都达到了顶峰，营造出一种排山倒海的强烈气势。板式变化丰富多样，从节奏自由的散拍子到速度极快的快板；句式结构多变，紧缩句与扩充句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些音乐元素的强烈对比，孕育了铁梅如火般的豪情和凌云壮志。

在具体创腔过程中，李玉和与李奶奶的唱段巧妙地运用了各自的音乐素材，并依据戏剧性的不同需求进行了富有创意的展衍。这样的处理既保留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又突显了人物性格的统一性，同时还完美地适应了剧情人物情感变化的需要。

李玉和的唱段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天下事难不倒”和“浑身是胆雄赳赳”，展现了他对亲人和革命同志的深情厚意。在这些唱段中，唱腔的骨干音、旋律走向以及起唱的节奏位置都与原始素材颇为接近，但在细节处理上又有所创新。

例如，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中，通过骨干音加花的方式和起伏有致的旋法处理，打破了原有素材的沉重感，温馨地展现了李玉和对铁梅的赞赏和欣慰，以及他们之间深厚的革命情感。而在“天下事难不倒”中，唱腔则通过添加一系列上行音型等展衍手段，使旋律起伏增大，情绪高昂，充满了坚定必胜的信念。

李奶奶的唱段如“革命的火焰一定要大放光芒”和与铁梅对唱的“时已黄昏”，则表达了她对李玉和的牵挂以及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这些唱段中，唱腔同样保留了原始素材的骨干音和旋律特征，但又根据剧情需要进行了巧妙的变化。这种处理方式既保持了人物性格的统一性，又使唱腔更加符合剧情发展的需要。

京剧《红灯记》的唱腔设计确实精妙，它充分利用了【西皮】和【二黄】这两种腔调的特点，使得剧情和人物情感得以深刻而生动地展现。

首先，【西皮】腔调起源于秦腔，经过湖北地区的演变，形成了具有北方粗犷刚健之气的特点。在京剧中，【西皮】多用于表现阳刚、明朗之气，如英雄豪杰、威武雄壮的人物形象。在《红灯记》中，从开始到李玉和被捕的唱段，采用了【西皮】腔调，恰如其分地展现了革命者的坚定和勇敢。

而【二黄】腔调则起源于长江中游的南方地区，具有柔美、细腻的特点，多用来表现文静、平和或压抑、悲痛的情绪。在《红灯记》中，“痛说革命家史”这一情感深沉的段落，转唱【二黄】腔调，使得人物内心的悲痛和坚定信念得以深刻展现。

至于为什么传统中这样使用【西皮】和【二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在音乐性能和表现力上有所不同。【西皮】的跳跃性大、眼起板落的腔式以及活跃的调性，使其更适用于表现热烈、激昂的情感；而【二黄】的级进较多、板起板落的腔式以及柔美的调性，则更适用于表现深沉、内敛的情感。

此外，从具体的音乐元素来看，【西皮】操la/mi弦，多用七声宫调式或徵调式，具有开朗、明亮、刚劲的特点；而【二黄】操sol/re弦，属于五声性质的七声音阶，女腔多用徵调式，男腔和老旦腔常用商调式，具有文静、柔和的特点。这些音乐元素的差异，也决定了它们在京剧唱腔中的不同应用。

在《红灯记》中，唱腔的转换与剧情的发展、人物情感的变化紧密相连。通过巧妙地运用【西皮】和【二黄】这两种腔调，使得剧情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情感表达更加深刻。这也是京剧艺术的魅力所在，它能够通过音乐与表演的结合，将观众带入一个充满情感与戏剧性的世界。

上世纪60年代前半叶出现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京剧现代戏，无疑是中国戏曲艺术史上的一段独特且复杂的篇章。这些剧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氛围和审美需求，也展现了艺术家们的探索和创新精神。

尽管这些现代戏在被赋予了不当的意义，甚至被用作工具，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它们的艺术价值。事实上，这些剧目在京剧的表演形式、音乐创作、剧本结构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为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例如，《红灯记》中的唱腔设计巧妙地将传统京剧的唱腔与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既保留了京剧的韵味，又增添了现代感。同时，该剧的剧情紧凑、人物形象鲜明，通过生动的表演和唱腔，成功地塑造了李玉和、李奶奶和铁梅等鲜活的人物形象。

当然，我们不能回避这些剧目中染有污渍的内容。但是，在评价这些剧目时，我们应该以健康、客观的心态，将政治因素与艺术成就区分开来。

京剧演员汪美菱就批评样板戏，：青衣发声过于“冲”，几乎失去了女性声腔的柔美，这可能是由于对传统戏的传承存在隐患，导致失真。而用普通话字音，套用京剧腔韵，搞的不伦不类！

对于新时代的观众和研究者来说，如何正视这批剧目在京剧史上的位置，如何借鉴其中有益的创作经验，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这些现代戏，既要看到它们的不足之处，也要肯定它们的艺术成就和创新精神。

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评价这些现代戏时，我们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避免用过于苛刻或片面的标准来评判它们。